国学的意义和价值
内容提要：文化是民族的烙印；中国文化如何做到了为“天地立心”；论语中曰：“政者，正也”，中国文化中正的概念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道统是什么？什么是亡天下等？
一、国学的核心内容
“国学”之名，始之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国学不仅囊括中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包括了山、医、卜、命、相等五术和诸子学说。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国学”统一明确的界定。按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所以，国学基本与中国传统文化同义。我们讨论国学的价值与意义，其关键也是在讨论中国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北宋大儒张横渠有句名言，道出了中国文化的宗旨，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依我个人的理解张横渠这句话可以作为甄别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中内容正确与否的标准。也是中国国学的核心内容所在。或者说没起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用的文化内容都不能算是中国国学的核心内容。
为方便讨论，我们在这里将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等同。
文化其实它是一个生命体。文化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文化既包含信息、知识和运用工具，也是信息、知识和运用工具的载体。
其实就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最重要的作用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文化是一个生命体，一代代的国民从文化中获得自己的民族意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又向文化体系中不断注入时代的信息。如果文化不被使用不被注入时代的信息，文化就会趋于衰弱甚至于灭亡。 用空气比喻文化是再贴切不过了，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不仅接受了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将环境的信息不断地注入于原有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史中沉淀出具有环境特色的文化。在现在看来，这种特色文化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和成熟完善，对现代的人来说只是在享受着传统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思维方法，而成为这一方土地的主人。这就是生活于不同文化环境而成为不同民族的根本原因，所以文化的根本作用与价值是一个民族的烙印。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它又是全世界总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人类自身的生命体，它包含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文化它是人类社会环境与生活的映照。我们学习了传统文化，我们才会对祖国有认同感，才有民族感、历史感和自豪感，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存在、生命的意义和我们在世界各民族之中的地位。如果还能从文化、民族和国家的层次来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就会认识到传统的文化才是民族生命！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有例证的。
二、传统文化关乎于国运的昌盛民族的存亡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的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观点，亡国了还可以复国，而文化的灭亡，则会万劫不复。南怀瑾先生的观点绝非危言耸听，“亡国了还可以复国”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可以得到证明，早有五代十国之乱，后有元、清之史，但中国都在亡国后得以复国。
关于“文化的灭亡，则会万劫不复”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世界上的四个文明古国的历史上得到印证。历史上的四个文明古国。除中国在外族统治时期，因为文化没有灭亡而得以复国外，另三个古国，因为他国的入侵，外族文化随战争带了进来，他们的人民被迫学习和使用入侵者的文化，三个古国的原有文化因为长时间的搁置，渐渐失去了生命力，记载虽然还在，但文化的生命和种子没能传承下来。与犹太人相比，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人民的状况并没有犹太人那么悲惨，毕竟他们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原有土地，但却都加上了个古字！
犹太人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是另一种例证。犹太民族从有史以来就是个苦难的民族，二千多年前被驱赶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在亡国失土二千多年以后不仅没有被同化和消亡！竟然还能重建他们的国家？这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国在强敌围攻、战祸不断的情况下，却不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在短短几十年中，把一块荒凉不毛之地改造为沃土良田，并建立起现代化的工农业国家！所有这些都是难以置信的奇迹。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犹太民族始终保留住了自己的文化，他们有《圣经》有包罗万象称为犹太智慧源泉的《塔木德》。
对没有了自己祖国并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来说，犹太人的典籍就是祖国，犹太人将自己称为“记忆的民族”。亚伯拉罕的信仰，埃及的奴隶生活，先知的言行，贤人的智慧，民族的历史与圣城耶路撒冷的关系，犹太人靠着“记忆”将这些继承了下来，并告诉子孙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历史的教育，其更大的作用是对人格全方位的塑造与启迪。犹太人的历史教育不仅有民族的伟业和光荣的成分，还包含有那些迫害﹑离散﹑痛苦和失败。犹太人通过记忆，将这些痛苦和教训的真像世代相传，以警示后人。在这层意义上，犹太人试图将自己的教育定义为“痛苦的教育”。他们不但告诉孩子们人生有喜悦和幸福，更告诉他们人生会有黑暗和失意。孩子们从父母那里接受历史和关于戒律习俗生活，并在犹太教会中接受拉比（犹太教教士）的教导。在他们自己的意识中从来就只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记忆”继承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遗产，其中，最主要的是依靠学习犹太教典籍和过犹太教的节日。犹太教典籍有：圣经、塔木德、犹太法典、十诫等；犹太教节日有：五旬节，逾越节，安息日等。如同今天世界各地虔诚的犹太人一样，过去的千百年来，犹太男子（还有贵族女子）都要研习《犹太法典》。每天诵读一部分犹太教经文或者法典，尤其是在安息日，这乃是一种极重要的德行。他们这样做，过去和现在都被认为是为来世积德。
由于千百年来的被迫迁徙，犹太人分散遍布世界各地，在美国、以色列、俄罗斯，以及欧洲和其他地区，19世纪以前，由于彼此隔绝，犹太人在融入了当地社会的同时，在社会文化、宗教礼仪和生活习俗上都出现了一定差异，但犹太人一直以希伯来语在学习犹太教的典籍，典籍成为犹太人行为处世的指南，这种文化的继承和记忆才使犹太民族没有被同化，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烙印与灵魂。犹太人是通过继承文化真实地记忆下了民族历史。对处于流散状态的犹太人，传统文化起到了个人与民族的链接、形成了无比巨大的凝聚力。
从以上几个国家文化变迁的例子，我们印证了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的观点，亡国了还可以复国，而文化的灭亡，则会万劫不复。
三、文化、民族和国家三者的关系
我们还需深入的思考文化、民族（种族）和地域（国家）三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在《管子．君臣下》篇中，管仲说：“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
在《韩诗外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话。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这里很清楚，管仲将国体就等同于了民体；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非常清楚民族的烙印和灵魂是国家的传统文化！所以，国体就是民众，而民众的烙印（标志、灵魂）则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又包含了国土的地形地理等特征的信息。
管仲的“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的思想，对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大的启示，现代人懂得要爱国，却不知爱国要落实在爱民上。以至于假药、有毒食品满天飞，最有名的当属三鹿公司的例子了。
现代的爱国者也不知道要爱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反倒有人以批传统文化为业了。
在这里提出个问题供思考：抗战时有汉奸，现在和平时期有汉奸吗？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一时间，大量的西方知识涌入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后，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如今还有不少的中国“精英”很想达到全盘西化，有一种夫复何求的渴望，他们竟以为自己是在救亡。在这里干脆把话喊破了，把中国文化的几条主根也指明了，只要挖断了她们，全盘西化才有可能实现,以防被汉奸们偷偷摸摸地得了手。也以防更多的人当上了汉奸都不自知。
其一，中国的方块字，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大主根。谁能把她改成拼音字，只需五十到八十年，以后的国人就不认识方块字了，如有人还想学华夏文化就要去当考古学家，这是直接断灭了华夏文化的载体，切断了文化的传动链条，文化岂能不灭，文化灭民族何存？美其名为拼音字好认，中国人只认识拼音字时又去看哪一本书呢？
其二，中国医学。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大主根，其历史之久远，甚至早于中国的文字史，中国文化源于天人合一，中医理论应春夏秋冬四时之变化，行春发、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养之天道，用阴阳平衡的和谐观念、五行生克相互作用的理论、以六气生养万物，将阴阳平衡、五行生克、四时流转有机的融合为了一体。中医理论与中国其它文化都是源于天人合一，按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医在用药之前尚有砭、针、灸三种技法，哪里像西医拿着刀子来得直接，你哪里不舒服西医就帮你割，割出问题你自己负责，上手术台前最好先看一眼太阳，打麻醉剂时你就自求多福吧！若是把中医理论能阉割下来，中国文化少了一大半了，连带将“文化源于天人合一”的基础都给否了，立此大功者当然能坐上大汉奸的第二把交椅。
其三，孔子学说。孔子学说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要清除孔子学说和中国的文化，达到全盘西化，另一种有效的方法是给中国文化注入一种自我否定的“病毒”，这个病毒就是文化的评价系统，把西方的文化评价系统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用西方的文化标准评价和衡量中国文化的对与错，与其不符者皆为糟粕。“可喜”的是这个“病毒”经过几代精英们一百多年的培养，有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已经有了包袱感。基本上达到了创造和培养“病毒”的预期目的，就只差一点点的时日火候了。
现在经常能看到一种检讨的口气在研究中国的社会，“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哪样”，好像祖宗丢了他们的脸似的，非要回过头来，打着“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等“很响亮”的招牌，向着自己的祖宗文化口诛笔伐一番，示之有“大义灭亲”的决心与狠心，以向洋人讨点好。
其实，洋人又不都是傻子，洋人同样也厌恶叛徒与卖国贼的，自视己都不如狗，所以才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真要检讨的是到底哪条神经造成了“精英”们有一种作贱自己取悦于人的心态。现在作贱自己用大耳光狠抽脸来取悦于人的少了，转而，作贱自己的文化了。中国古时的教育，最主要的是先教如何做人，是人格的教育。这种作贱自己文化取悦于洋人的心态没有转变之前，中国人没有重新认识自己文化的价值和文化与民族的不可分离之前，中国人就算是醒了，那也是跪着的！没有自己文化的支撑，没有了民族精神的载体，心中连三分底气都没有，又凭什么能站立起来呢？！
中西文化从一百多年前以来就已经不再是交流，而是西方文化对华夏文化的殖民。标志性的特征就是中国文化的评价体系、评价系统没有了话语权，对与错要由西方的文化体系来衡量。最明显易见的就是对中医的围剿，理由竞是：中医理论在解剖学上找不到依据？我不仅要问：谁告诉你中医理论要在解剖学上找依据的，解剖学是最最科学的吗？
现在做学问写论文的，如果没能引用几小段洋人的论述，这篇论文就像少了斤两掉了魂似的。
现在我们把文化的评判权交出去了，这总让人想到英租界、法租界，裁决权在英国、法国人的手里一样，这不是文化殖民，又是什么呢？
四、中国文化如何做到了为“天地立心”
张横渠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道出了中国文化的宗旨，
现代人的一大特点是浮躁，其根本原因是不知心安何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于能为人提供安心立命之所。
在《论语．颜渊》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中的关键就是孔子将“政”定义为了“正”的概念，但何者为正？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标准所在，何以能正？则是儒家治世的方法。
中国文化在今天可以说是处于概念已乱、是非不明。可以说“正”才是中国文化中最要搞清楚的一个字。
只有深入解读“正”的概念，才能理解“为政，正也”说的是何事何物，人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儒家“为政”的目的，进而对理解孔子论述的其它概念都会有很大帮助。否则一谈“政”字，脑子里的印象就只有“政治斗争”。
（一）什么是正？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分为“形上、形下”两个部分，对人行为的最高要求则是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说的“法”是效法，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形而下的人要效法形而上的天与道，就是要人们在形而下的行为中实现与形而上的对接，接得好接得正，则最终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周濂溪在《太极图说》中，把形而下与形而上是如何对接的说得非常明白，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周濂溪认为圣人根据对“太极”理论的认识，解读出天道为阴阳；地道为柔刚；而人道则为：中正仁义。并名之为“人之道”，又名“人极”，这也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人道主义的人道，圣人将其作为人们行为的最高道德标准。
天道、地道与人道合称三道，人道是效法天道和地道的。再说明白些，人是如何法天法地的？就是以“中正仁义”的行为与形而上进行对接，人做到了“中正仁义”则是与形而上对接上了，对接好了和对接正了。
周濂溪的《太极图说》中还有一层意思，只有圣人才做到了“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或者说因为能“与天地合其德，…”而成其为圣人的，并定立了人道“中正仁义”以义人的行为。
圣人立“中正仁义”为人道，使人与禽兽得以彻底分离，仁与义是中国人文的开始，所以，当有哪一天仁义充塞了，人就又将堕落为禽兽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能为人提供安心立命之所在，所安的心就是中正仁义。
至此，我们基本明确在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对接的过程中，在道→德→仁→礼诸环节中，我们可以把义理解为公理公义，是与天地之德俱来的，是天经地义的：何谓天经地义：天法自然，自然而然为天之经；人法天以自正而为义。而仁这个环节，则是圣人为彰显天地之德和与之俱来的义而人为设立的道德观念，以正人之心，以义人之行。
义既然是与天地之德俱来的，圣人为什么还要设立“仁”的概念才能“正人之心，义人之行”呢？
我们简单讨论就能明白这个问题。
比如一个人不信因果律，又不信鬼神，就缺失了宗教信仰。如果又不以孝道承担起家庭与家族的荣耀，又将失去对族人的责任感。持这样人生态度者，哪他的这一生大可火一把就去死了，他还有什么对错吗？还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吗？持此大无畏的精神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吗？
（二）仁孝为中国文化的道统
圣人设立“仁”的概念以正人心，正是为了树立和解决人生观的问题。
孔子在《孝经》中告诫曾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并进一步解说，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我们都知道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其实更深一层的为仁之本就是孝道。所以准确地说孔子推行的“教之所由生也”是仁孝治天下。仁孝思想才是中国的文化道统。
（三）“天人合一”合之于德
“天人合一”是合于什么呢？或曰，人与天地之合是合于什么呢？是合之于德。是圣人将“仁”定之为正的，使人能以“中正仁义”的思想做指导，使人的行为能上合于天地之德。再说透些，“仁义”是中国人文最根本的东西，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特征，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基本条件。没有仁与义的“人”则人兽未分，也就根本不会有人的称谓，所以仁与义是中国人文之基础和开始！
孔子说的“政者，正也”就是要君王士大夫以仁自正，以义自己的行为，而后引导和保持民众行于仁与义之坦途上。为政的过程与目的只是使仁义能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流传广布，使人的行为得与天地之德渐近。
五、何谓亡天下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者都会对《孟子·梁惠王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这句话的有深刻印象，毕竟这句话非常的严重。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中对孟子的这段话有过解释，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明确地区分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易姓改号”是亡国，只是亡一家一姓之国，是改朝换代，这时的责任人是谁？顾氏态度明确，不关老百姓的事，责任人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当“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时的责任人就不仅仅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了，为保天下，则是匹夫有责。
关于亡天下的问题，虽然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期，但他并不是解释为外族侵占中国就是亡天下。细看《日知录》卷十三的《正始》篇，顾氏所批判的是“如山涛者”！ 山涛者何许人也？乃晋代吏部尚书。为“竹林七贤”之一，其所作所为，为何遭顾炎武之批判？我们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的最后一段“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乎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衷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家。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结合《正始》篇的第一段，才能看出，顾炎武是批判“如山涛者”已不明大义，乃邪说之魁，是个教唆犯，致使嵇康之子嵇绍犯了天下之不韪。“竹林七贤” 整日清谈“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为清高，…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咎谁哉？”
“如山涛者”邪说诬民使教化沦丧，致使仁义闭塞阻绝，人失其道又将重新沦为禽兽，这不是亡国，而是亡了天下了。
注：文章转载自网络
